和待隐园二十咏 其六

　　明有奇巧人曰王叔远，能以径寸之木，为宫室、器皿、人物，以至鸟兽、木石，罔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尝贻余核舟一，盖大苏泛赤壁云。

　　舟首尾长约八分有奇，高可二黍许。中轩敞者为舱，箬篷覆之。旁开小窗，左右各四，共八扇。启窗而观，雕栏相望焉。闭之，则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石青糁之。(箬篷 一作：篛篷)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手卷。东坡右手执卷端，左手抚鲁直背。鲁直左手执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语。东坡现右足，鲁直现左足，各微侧，其两膝相比者，各隐卷底衣褶中。佛印绝类弥勒，袒胸露乳，矫首昂视，神情与苏、黄不属。卧右膝，诎右臂支船，而竖其左膝，左臂挂念珠倚之——珠可历历数也。

　　舟尾横卧一楫。楫左右舟子各一人。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倚一衡木，右手攀右趾，若啸呼状。居左者右手执蒲葵扇，左手抚炉，炉上有壶，其人视端容寂，若听茶声然。

　　其船背稍夷，则题名其上，文曰“天启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远甫刻”，细若蚊足，钩画了了，其色墨。又用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丹。

　　通计一舟，为人五；为窗八；为箬篷，为楫，为炉，为壶，为手卷，为念珠各一；对联、题名并篆文，为字共三十有四。而计其长曾不盈寸。盖简桃核修狭者为之。嘻，技亦灵怪矣哉！

　　主题思想

　　此文所写的这件雕刻品，原材料是一个“长不盈寸”的桃核，却生动地再现了宋代文坛上的一个著名典故——“大苏泛赤壁”。它构思精巧，形象逼真，显示了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卓越成就。作者经过细致的观察，准确地把握了这件雕刻品的各个细节，然后按一定的空间顺序来描写整个核舟，写了作者对核舟的喜爱，表达了作者对艺术家王叔远技艺高超的赞叹以及对中国古代民间艺术的赞美之情。

　　写作特色

　　此文通过白描的手法，详细而有条不紊地记述了他所得到的一个微雕作品——核舟，采用的是“总分总”的结构模式。

　　先是概括地介绍王叔远微雕技艺的“奇巧”以及他技术的全面，既是全文的总提，也为转入正题蓄势。文字虽短，作用却大，不可以没有。接着详细介绍核舟所表现的苏东坡赤壁泛舟的故事和意境，从全舟到局部，从船头到船尾，从陈设到人物，从容写来，层次分明，丝毫不乱。尤其注重细部的描写，如雕栏上的对联，船头人物的姿势和神态，舟子的动作，都写得生动如见，令人既佩服王叔远雕刻之神，又赞赏魏学洢观察之细。刻者与写者，可谓是相互发明，相得益彰了。从描写看，王叔远不仅有高明的微雕技巧，而且很有见地。他表现东坡赤壁之游，不是简单地再现历史，而是对历史事实进行了合理的改造与加工。譬如雕栏上的对联，右边的“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出自苏东坡十月写的《后赤壁赋》，而左边的“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则是苏东坡写于七月的《前赤壁赋》中的名句。虽然季节有点不对，但用以揭示东坡泛舟时的月夜之景，却有不容抹煞的作用。又譬如所刻船头的三人，神态逼真，直如图画，但却与历史事实不符。因为东坡泛舟赤壁时，第一次只有一个客人，第二次有两个客人，均无姓名，并没有黄庭坚与佛印参加，现在王叔远把他们硬扯在一起，当然体现了他的思想寄托。大约以佛印来体现东坡的禅味十足的空灵，而让黄庭坚这个挚友来安慰他的寂寞吧。

　　最后对核舟所作的总结性说明，为的是加深读者对微雕作品所表达的内容之巨的印象，同时自然地过渡到作者的议论，再一次表达了作者对于这一微雕作品的赞美。结尾通计舟上所刻人、窗及其他物品的数量和刻字的总数，又以“计其长曾不盈寸”呼应开头，用以强调材料体积之小和雕刻的容量之大，然后用“嘻，技亦灵怪矣哉”作结。使文章如核舟一样，显得精细而完整，令人爱不释手。

　　此文语言平实、洗练，特别是摹写舟中人物情状，句句都出自作者审视所得，毫无夸饰，逼真而又生动，画相结合的写法，不只貌似，而且传神。例如：写苏东坡与黄右手执卷端，左手扶鲁直背。鲁直左手执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语。”这令人不只现左足，各微侧，其两膝相比者，各隐卷底段，又是极细腻的文笔。写佛印是“绝类弥勒，袒胸露乳，矫首昂视”，突出了这个出家人形象的特征，与读书人苏、黄神情不属。读罢令人有如同亲见“大苏泛赤壁”之感。

　　题目解说

　　“核舟”是一件微雕工艺品，原材料是一个“长不盈寸”的桃核。却生动地再现了宋代文坛上的一个著名掌故——“大苏泛赤壁”。它构思精巧，形象逼真，它显示了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卓越成就。本文作者经过细致的观察，准确地把握了这件雕刻品的各个细节，然后按一定的空间顺序来写，从而鲜明地表现了它的整体形象。记是本文的文体，这里有描述的意味。

　　分段

　　第一层（第2至第4段）介绍舟的正面，这是显示雕刻家巧妙构思和精湛技艺的主要部分。又可分为三小层：

　　第一小层（第2段）先介绍“核舟”的体积，接着写舟的中间部分即船舱。其中，重点是介绍舱旁的小窗，它不仅可以开关，而且上面细；“启窗而观”，还有“雕栏相望”，更显出雕刻家构思的巧妙。

　　第二小层（第3段）介绍船头部分，写舟上游览者——苏轼、黄鲁直和佛印的外貌和神情。这一层对表现雕品的主题具有重要的作用，作者的介绍也最为详细。除了细致地写出人物的衣着、姿势而外，还着意描述了苏、黄二人泛舟时的心情。从“苏、黄共阅一手卷”、东坡“左手抚鲁直背”、鲁直“右手指卷，如有所语”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他们在这山光水色的掩映之中，完全忘记了现实的烦恼，而陶醉在画卷的美好意境里，这是何等豁达、放旷的胸襟！至于佛印的“矫首昂视”，则又给人一种洒脱不群的感觉。这就自然成为苏、黄二人神情的陪衬，使画面显得不单调。

　　第三小层（第4段）介绍船尾部分，写舟子的表情和动作。两个舟子的神情也“不属”：一个“若啸呼状”，很悠闲自在；一个“视端容寂”，是很专注的样子。这样来塑造舟子的形象，更有力地突出了“泛舟”的主题，也渲染了舟中轻松、愉悦的气氛，跟船头的情景互绍了题名和篆章，以“细若蚊足，钩画了了”再次显示了雕刻家的高超技艺。题名用黑色，篆章用红色，对照鲜明，于此可见雕刻家的细心。

　　最后总括全文，通计舟上所刻人、窗及其他物品的数量和刻字的总数，又以“计其长曾不盈寸”呼应开头，用以强调材料体积之小和雕刻的容量之大，然后用“嘻，技亦灵怪矣哉”作结。

　　第一段总述。“奇巧”概括出雕刻工艺的特点

　　第二段分述。雕刻者刻的字暗示了核舟的主题。

　　第三段分述。三人各具情态，栩栩如生

　　第四段分述。而舟子一个悠闲，一个专注

　　第五段总述。“灵巧”照应“奇巧”，核舟体积小，内容丰富赞叹核舟技艺巧夺天工（王叔远的精湛技术，构思巧妙）。

参考资料：

　　诗的首联描写希望寄书信给贬谪远地的丈夫，又担心无法送到；颔联描写诗人的哀怨，并设想丈夫思己之状；颈联化用典故，描写思念与盼归之情；尾联表达了诗人对丈夫回家的期待。全诗哀婉动人，用典贴切自然，典雅含蓄。

　　首句“雁飞曾不到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是说相传北雁南来，不过衡阳，而云南永昌又在衡阳之南，音书更难到达。本欲寄信却说信无法到达，这是情感的一重压抑。思念丈夫之心日炽，诗人想到在这美好的春天，夫妻俩天各一方，纵使眼前风景如画，只是徒增感伤，离情别恨，让人愁肠寸断。

　　三四句“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中“花柳”本是春天的象征，同时也因其美好易逝而常常与女性之命运联系在一起。常说花红易衰，红颜易老，都是薄命之叹。“花柳”“风烟”，都有美好易逝的特征，正是这种特征，让诗人格外感到时光的促迫，离别的久远，思念的铭心刻骨。这两句对仗十分工整，一句写诗人自己之感，一句设想丈夫思己之词，有杜甫《月夜》“心也神驰到彼，诗从对面飞来”（清浦起龙《读杜心解》）的笔法，更增一倍思念。

　　“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句则是说明思念之深，盼归之切。这两句化用《诗经》，将盼归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诗句不单纯写天气，而是用这种别扭的天气比喻听说丈夫要归来，但每次都失望的情绪。这种情绪与黄峨要表达的情绪一致，将盼归表达得深沉、含蓄。这两句对仗非常工整，自然而富有韵致，如同天造。

　　“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是说漫长的等待和无尽的思念，只为守候丈夫的归来。一个“空”字，包含了诗人无限失望的情绪，而“何日”用反问的形式，表明没有期限，反问之中蕴含诗人深深的绝望；黄峨的猜想是对的，直到杨慎病逝，她才万里奔丧，迎得丈夫灵柩回乡归葬。

　　这首诗写得哀婉动人，读来似有哽咽克制之声，用典贴切自然，显得典雅含蓄。对于“其雨其雨怨朝阳”句，前人认为她有剽窃嫌疑，其实套用前人诗句在诗歌史上并不少见，宋人黄庭坚就有“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说，关键是看用得是否贴切、自然，黄峨称得上袭旧弥新。

参考资料：

　　写诗如绘画，特别山水诗与山水画，在艺术方法上颇有相似之处。如画山水很讲究远景与近景的安排，使一幅画有“景深”，有层次，显得立体化。写山水诗何尝不是如此呢？读李东阳《游岳麓寺》颇能体会此中艺术三昧。岳麓寺位于今湖南长沙市湘江西岸的岳麓山上。寺庙建于晋泰始四年（268）。杜甫晚年曾到此一游，留下了“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的诗句。明成化八年，二十六岁的翰林院编修李东阳陪同父亲返故乡茶陵（长沙附近）省亲，游岳麓山，写下上面这首诗。

　　“危峰高瞰楚江干”，岳麓山拔地而起，山势巍峨。岳麓寺在半山腰。诗人盘旋攀登，终于走上寺来。他兴奋的喊出声来：我现在站在“危峰”上向下看，啊，湘江岸边的景色尽收眼底了！“危峰”，已见山峰之高，又用居高临下的“高瞰”二字，更显出视野的广远，突现出岳麓山巉岩挺拔的气势。第一句就有近景和远景，人在“危峰”，是近景，距岳麓山六华里的“楚江”（即湘江）自是远景物了。

　　接着诗人收回视线，转向自己所在的岳麓山。自己身在“危峰”，却顾所来路径，不禁发出一声惊叹：“路在羊肠第几盘？”那山间曲曲折折的羊肠小道啊，不知拐了多少弯儿，才进得这座古刹呢！

　　诗的头两句，写登高、望远和回顾来路三个过程，都是写登上高峰的最初的兴奋的心情。等到这种狂喜的情绪稍稍平静，更开始细细打量四周的风景了：“万树在杉又径合，四山风雨一僧寒。”诗人发现岳麓山有一个特点，满山都为稠密的在树和杉木所环抱和覆盖，显得极其幽深和清寂。密树荫蔽的丛林中隐约有两条小路，在接近山寺处并为一条了。李东阳游岳麓山时，已是“长沙地湿开将暑”，而在此山中，却感到置身清凉世界中。诗人不由驰骋想象：当风雨如晦之日，这层峦叠翠的山寺该是多么萧飒、清寒啊！这两句都是写山中所见，都是近在眼前的景色。接着，诗人又转移视线，游目山外了：“平沙浅草连天远，落日孤城隔水看。”诗人放眼远眺，入望尽是平沙浅草，草木的绿色一直延伸到天际；隔着湘水而望，只见孤零零的长沙城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中。这两句诗写出了“长沙千里平（韩愈诗句）”的地理特点，湘江沿岸、长沙周围是广阔的平原，从岳麓山上望去，崛起在地平线上的长沙城极其显眼，看去有似“孤城”了。

　　李东阳自小生长在北京，以后又一直在北京做官，此次是他第一次回故乡，第一次看到湘江和岳麓山的风光，故乡的山山水水多美啊！而自己马上要告别此地，回北方古城北京了。他不由极目遥望天边，仿佛看到了祖国南北辽阔的大地，仿佛北京、长沙都在自己视线之下了。一种对故乡的依恋之情牵动着独自凭栏的诗人的心弦，偏偏此时多情的鹧鸪又叫起来，好像是在殷勤的挽留行人。此情此景真够令人销魂啊！

　　李东阳年轻时，“台阁体”诗风还相当盛行，这是一种以平正典雅、歌咏升平为宗而不重视发抒个人情思的创作倾向。李东阳步上诗坛，开始有意识地加以突破。从这首《游岳麓寺》也可看到这种迹象。虽然这首诗句句都是写景，作者满腹离情始终没有明说，最后却被“鹧鸪声声”把它点破了。李东阳游岳麓山，是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然而他深深爱它，永远不能忘记它。他逝世前，特地把自己的文集命名为《怀麓堂集》，就是怀念长沙岳麓山的意思。可见其一片深情了。

　　《游岳麓寺》作为一首山水诗，诗人好像在绘一幅山水画，要“位置经营”上很有讲究。我们从结尾“鹧鸪声里独凭栏”句，可知诗人的视点所在，他是在岳麓寺一个山亭上凭栏观赏风景，视线逐渐的由近及远，再由远及近，有时近景与远景相交错，呈现多层次的复杂画面。记得宋元以来画家们探讨山水画技法，有“高远”、“深远”“迷远”“幽远”诸多分别，多角度地进行画面空间的艺术设计，李东阳的这首诗不也是这样吗！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然去中州万里，陆有剑阁栈道之险，水有瞿塘、滟滪之虞。跨马行，则篁竹间山高者，累旬日不见其巅际。临上而俯视，绝壑万仞，杳莫测其所穷，肝胆为之悼栗。水行，则江石悍利，波恶涡诡，舟一失势尺寸，辄糜碎土沉，下饱鱼鳖。其难至如此。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游；非材有文者，纵游无所得；非壮强者，多老死于其地。嗜奇之士恨焉。

　　天台陈君庭学，能为诗，由中书左司掾，屡从大将北征，有劳，擢四川都指挥司照磨，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扬子云、司马相如、诸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杰战攻驻守之迹，诗人文士游眺饮射赋咏歌呼之所，庭学无不历览。既览必发为诗，以纪其景物时世之变，于是其诗益工。越三年，以例自免归，会予于京师；其气愈充，其语愈壮，其志意愈高；盖得于山水之助者侈矣。

　　予甚自愧，方予少时，尝有志于出游天下，顾以学未成而不暇。及年壮方可出，而四方兵起，无所投足。逮今圣主兴而宇内定，极海之际，合为一家，而予齿益加耄矣。欲如庭学之游，尚可得乎？

　　然吾闻古之贤士，若颜回、原宪，皆坐守陋室，蓬蒿没户，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于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无有出于山水之外者乎？庭学其试归而求焉？苟有所得，则以告予，予将不一愧而已也！

　　本文是一篇赠序。赠序的通常写法，多以对所赠人物进行劝勉为主。宋濂在这篇赠序中也有这方面的内容，但更多的是称道游览名山大川对写作上的裨益，并热情地希望陈庭学要重视提高个人的修养。全文充分表现了作者对后辈的殷切希望，真情厚谊溢于言表。

　　宋濂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于元末，入明后，他已是将近六旬的老人了。当时他虽地位显赫，但性喜奖掖后进，从不以长者自居。他在晚年写过不少赠序，以本文和另一篇《送东阳马生序》最为著名。

　　文章的开头便紧密地结合了陈庭学的生活实际。由于他是从川蜀来到南京的，宋濂便肯定他“其气愈充，其语愈壮，其志意愈高”，说明山水确实有助于人的发展。在第三段中，作者不无遗憾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由于种种原因，没法像陈庭学那样游览川蜀，这一段还是紧扣前文的。令人称奇的是，在第四段中作者提出了一种新的见解，即“坐守陋室”也照样可以修身养性。这其实是对陈庭学提出了劝诫：不要把游览名山大川当作提高自己的唯一途径。

　　本文中关于川蜀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的介绍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作者在介绍地理环境时着重描摹一个“险”字。当然，这里面不乏作者的想象成分，但更多的是从李白的著名诗篇《蜀道难》中衍化而来。写川蜀的险途，是为了诠释“非仕有力者，不可以游”。在介绍人文环境时，作者列举了与川蜀有关的扬雄司马相如、诸葛亮，则又是为了诠释“非材有文者，纵游无所得”。通篇前后呼应，浑然一体，堪称无懈可击。